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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我的姐姐》戳中了中国家庭的痛点,却依旧走了亲情绑架的老路

2021-04-06 10:01 来源:娱乐大事件

  我们的母辈会更多将“作为一个女性,理应为家庭付出”视为金科玉律,但随着岁月吞噬,她们当然会意识到,这种付出在自己身上,必然留下了一些伤痛与沉重的痕迹。

  当一个女性反躬回首自己的人生,不论长短,她难免感受到一种剥夺。

  张子枫、肖央等不同代演技咖加持,电影《我的姐姐》上映前就备受关注。某瓣一条最高赞评论概括了观众的一种期待:

  希望这是一个姐姐可以做自己的故事,而不是另一个扶弟魔的故事。

  电影直截了当地去戳中国传统家庭里的一个痛点:重男轻女+二胎。

  张子枫饰演的安然,是一个从小不被宠爱、因为女儿身份而不被重视的“姐姐”。海报上,既是弟弟躲在安然身后,也是安然将弟弟护在身后。

  《我的姐姐》海报

  姐姐穿着朴素简单的白衬衫,一个平眉齐耳的盖碗短发,脸上的表情成熟、冷静,略显落寞。

  在我童年成长的地方,这种发型被称作“男士头”,指代一种利落、独当一面,方便做事,且呈现刚性一面的发型。

  某种程度上,《我的姐姐》的确摒除了套路化的“扶弟魔模式”,导演与编剧从一种温情路线切入去讲述亲情,全片同时饱胀着几种情感,压抑、沉重和温情,浓度很足。

  但看完《我的姐姐》至少半小时后,我才感受到它的后劲——像是咽下一颗淋满糖浆的药。

  药物的作用,是重新修复观众对亲情的嗅觉,是巩固人们体内关于亲人的情感衔接。

  然而,女性议题之于它,似乎仅仅是个外壳,内里包裹着的,仍然是温情内核、亲情至上的家庭伦理。

  01

  弟弟,是姐姐的债吗?

  “四小花旦”之一的张子枫,这次从“妹妹”变成了“姐姐”。

  张子枫一直被称作“妹妹”,从8岁时《唐山大地震》的小方登,到17岁时《快把我哥带走》里面古灵精怪的妹妹,让观众记住了她那张稚嫩而清爽的小圆脸和圆眼睛,也感受到了她身上跳动着的灵气和率真。

  这一次摇身变成“姐姐”,一股硬气、不服输溢出屏幕,就像她饰演的安然说的“命硬”。

  安然发了疯一样地努力复习考研,努力工作,就是为了尽早离开这个地方。

  安然努力考研,想要远离现在的生活

  然而,一场意外来袭,父母双亡,只留下一个比自己年小20岁的弟弟。

  姐姐与弟弟的差距不仅是年龄上的,更是亲情上的。

  因为是个儿子,弟弟从出生开始就享受着父母饱满的爱,超出姐姐数倍。家庭合照上只有父母与弟弟三人。当年为了生二胎,父母甚至给姐姐伪造了残疾证明,谎称女儿是瘸子。

  幼年安然向父母反抗

  虽然在前20年,姐姐是作为独生女长大的,但她始终活在父母重男轻女的观念阴影下,始终作为这个家里的边角料。

  父母不够格的爱,让她过早学会了独立,也天然生出一股对弟弟的厌恶。

  那么,面对这个陌生的、夺走父母的爱的“臭弟弟”,养,还是不养?

  不养,就要背负道德与伦理的指责,周围所有人都在逼她“得养”;

  姑妈劝说安然

  养,那她自己的人生怎么办?

  她才刚从大学毕业,打算去北京读研究生,未来正欲起步。

  弟弟从小饱受溺爱,霸道骄纵,在家里对姐姐大喊“家里东西都是我的,你必须听我的”,还对着姐姐吐口水。

  弟弟对姐姐吐口水

  窒息,压抑,无助,笼罩着整部电影前半段。

  “重男轻女”是一个深埋社会肌底的症结,是一个贯穿时代的痛点。就算脱离影视,相关的社会新闻我们也屡见不止。比如女儿被父母强制抚养弟弟;比如为了给弟弟买房,向意外去世的女儿公司狮子大开口索要赔偿;甚至比如,在条件较差的农村家庭,生下女儿直接丢弃……

  《我的姐姐》中,安然对“儿子”身份降生到家庭中的弟弟十分羡慕

  回到电影,实际上,最令我看得痛心的,不是安然一家,而是安然所在的医院里一个身患孕期子痫的高龄产妇。如果坚持妊娠,便会面临不小的生命危险,但丈夫坚持要让妻子把孩子生下来,哪怕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女儿。

  安然哭着对那个父亲喊出的一句“儿子就这么好吗?!”

  喊出了多少被轻视、被牺牲的女孩的痛。

  《我的姐姐》剧照

  是,从观众视角,安然的弟弟的确是可怜的。

  相比起已经大学毕业的姐姐,他在年幼的六岁就丧失了父母,无依无靠,家里亲戚没有一个人完全有能力抚养,小孩思念父母却不会表达,只会哭,哭得撕心裂肺,哭疲了累了,还是只能跟着姐姐走。

  因为姐姐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依靠。

  中国老话说亲人是“打断骨头连着筋”,无论天涯海角天南地北,一日为亲,终生为亲,不论彼此间有多么深刻的隔阂甚至是深仇,血亲的力量,在国人心中堪比盘古开天。

  化成灰都是亲人,有时候想想挺可怕的。

  就像肖央饰演的舅舅那句话:“亲人,就是债。”不是他欠我,就是我欠他。

  但身为女儿的姐姐,为什么就一定是还债的那一个?

  02

  套娃,不是非得装在同一个套子里

  安然的姑妈家冰柜上摆着一副俄罗斯套娃,底盘不见了,零散的五彩娃娃一个挨一个,乖巧地伫立在时光里。

  姑妈年轻时考上了西师大俄语系,后来又打算准备去俄罗斯,却因为家里的弟弟生了孩子,姑妈被母亲勒令回来帮弟弟带孩子。

  姑妈讲述自己的经历

  经常是这样,家里的一切优待都是留给弟弟的,一切牺牲都是留给姐姐的。

  因此,姑妈才会从她们那上一代人的经验出发,认为安然应该做出一个姐姐对弟弟的付出与牺牲。

  姑妈和安然,作为一个家族里两代姐姐,她们的命运互为镜像,也互相映照。

  姑妈跟安然说,自己也一直都是姐姐

  虽然成长于不同年代,但她们命运里的悲剧性是相似的:都不被父母偏爱,都为了家庭放弃了一部分自我,都从小被迫学会奉献和给予。

  在姑妈那个多子女家庭,女儿的逆来顺受更是理所当然。学费、上学机会留给弟弟,帮弟弟带女儿,为了丈夫又常年操劳,大半辈子从没为自己活过。

  姑妈在瘫痪在床的丈夫病床前痛哭

 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,安然从小被当作独生子女养,但她的父母从未停止过想再要一个孩子的期待。这个独女,不仅没有得到公主般的疼爱,反而成为了这个家庭的累赘。

  虽然政策上无法“重男轻女”,但“重男轻女”的思想已经深深长在了父母心里,流淌在一代人的血液里。观念上的东西,是时代无法轻易抹除的。

  兼顾不同年代的同一个群体,让《我的姐姐》没有局限于时代与个体,将“重男轻女”从一个家庭症结拓展成了一个长期的、嵌在历史里的社会症结。

  导演游晓颖一向擅长讲述命运,电影将互为牵连的代际缀连成一张网,在网格里将亲情细细铺开。在其2018年执导的另一部家庭题材电影《相爱相亲》中,也是通过两代人的命运结合叙事的方式,去探讨亲情。

  《相爱相亲》截图

  通过姑妈与安然的对视与联结,电影也呈现了两代人的不同之处:

  我们的母辈,会更多将“作为一个女性,理应为家庭付出”视为金科玉律,但随着岁月吞噬,她们当然会意识到,这种付出在自己身上,必然留下了一些伤痛与沉重的痕迹。

  当一个女性反躬回首自己的人生,不论长短,她难免感受到一种剥夺。

  安然和弟弟说:“我的人生不只有你一个人啊。”

  可能是来自家庭的,也可能是来自社会的,然而,当她们想要真正逃出去,脱离出来,却发现没那么容易。

  电影里,安然的坚持、强硬终于感染了姑妈。

  安然向姑妈表达,想要拥有自己生活。

  安然对养育自己的姑妈深深鞠了一躬后,姑妈望着阳光尘粒下的套娃,默想:“套娃也不是非要装进同一个套子里。”

  遗憾的是,整部电影的“野心”,也仅仅止步于这句轻飘飘的台词。

  03

  女性主义开头,温情说教滑坡

  《我的姐姐》原本有个名字叫《踢皮球》,看完全片会觉得原名更有魅力,它至少涵盖两重含义:

  其一,皮球是片中一个重要的情感道具。

  弟弟爱踢球,准备领养的夫妇送给他一只皮球;弟弟因为不满姐姐要将自己送人,在幼儿园用皮球砸伤了同班女孩;姐姐一怒之下将皮球扎破,却在后来深夜走回家时默默从垃圾桶捡了回来。

  其二,“踢皮球”寓意弟弟就像一个没人要的皮球被踢来踢去,姐姐更像是被家庭遗弃的守门员,被迫坚强。

  父母离世后,抚养弟弟的重任就落在了安然一个人身上

  将“踢皮球”改成“我的姐姐”,便将本片的第一眼吸引力打了折扣,某种程度也折射了导演的一念之差。

  正因这“一念之间”,原本可以脱离传统的姐弟叙事,通往更深刻的可能性探讨,却差了一口气,最终滑向规训般的亲情牌。

  电影最后一幕,安然终于还是不忍心将弟弟送人,姐弟两在草地上追逐着踢起球来,一幅欣然美好的画面。

  可真的有这么欣然美好吗?

  独自抚养弟弟给安然的感情生活也带来冲击

  安然的未来问题解决了吗?姑妈劳碌的后半生解决了吗?她们依然要被男性家庭成员捆绑,无论感情有多深多厚,亲情这根绳,无论自己怎么努力、怎么挣扎,都摆脱不掉吗?

  电影用一种直刺人心的亲情戟,捣碎了这些本应理性看待的疑问。

  最让人难以共情的,是姐弟两从一开始的抵触,到突然彼此相依难以分离。

  一开始姐弟俩互相抵触

  短短几个月内,姐姐对弟弟感情从陌生与恨意到爱,其实不大符合一个备受委屈的独生女心态。

  于是,电影选择让弟弟来承担这份情感的转折。

  弟弟是可爱的,但这份可爱很危险,人们很难理性评价一个可爱的孩子,无论是戏外的观众,还是戏中的姐姐。

  于是,弟弟从最开始的吐口水,到一口一个的“姐姐”,这种转变虽生硬,却让人难以开口挑刺,毕竟看着大荧幕上那一声嗲嗲的“姐姐”,心都要化了。

  弟弟的一声“姐姐”,让姐姐心软,也让观众的心融化

  这未必不属于一种绑架式的说服。

  为了呈现这种转变,弟弟身上的很多细节也不大合理。一个6岁孩子,竟懂得在姐姐经期给她泡姜水,懂得和姐姐沟通,还会为了让姐姐安心去北京,主动打电话要求被领养。

  编剧太娴熟、太精明了。

  她知道何时何地安插情感爆发点,可以最精准地戳中观众的泪点。比如弟弟为了让姐姐去北京,哭着对她喊“我不要你了”。

  眼泪的确是一下子就下来了。

  但我们都知道,这仍然属于一种审美意义上的“亲情绑架”。

  全片叙事的节奏是温柔的,它努力在用一种后天相处生成的,而不是血缘联结的情感,让姐姐与弟弟黏合起来,让他们二人之间有了一种自愿的惺惺相惜。

  姐弟俩互相依偎

  可这一层太浅了,在整体结局趋弱的笼罩下,显得力不从心。

  通过重男轻女的话题,它本来抛出了一系列女性生存的困境,但到最后,影片却没有给出任何解答的可能性。于是,既没有讲好家庭,也没有对女性议题抛出有力讨论。

  就像近年来热议不断的母职问题:回归家庭,或是保持自我?

  成就自我是独立的个人权利,但回归家庭,往往出于女性内心深处一种无法被轻易抹除,且不断被渲染放大的母性。

  《我的姐姐》中的弟弟说姐姐身上有妈妈的味道

  母亲之于孩子如此,姐姐之于弟弟亦如此。

  导演和编剧丝毫不掩盖自己对讨论女性议题的渴望,同为女性的她们,也理应更能细腻、巧妙地切入女性议题。但她们过于沉迷这种柔情的力量,为了给回归家庭、回归弟弟一个合理性,便用温柔的亲情来掩饰,但那些真正的痛点、疑点,却被这份温情的盲区掩盖起来了。

  既然取材于社会议题,就必须全程紧扣真实的社会痛点,哪怕提出一些更有价值、更有探讨空间的问题,比如——

  对于类似家庭的困局,社会可以做什么?

  除了姐姐和弟弟的组合,哥哥与弟弟呢?哥哥与妹妹呢?姐姐与妹妹呢?这种“长养幼”的伦理探讨,是否还有更多可能性?

  《我的姐姐》中姐姐和弟弟坐在父母墓前

  就在这一两年,因为综艺、社会事件,“姐姐”这个词好不容易被从家庭身份里抽出来,揉入了更多丰富的含义:“姐姐”指那些不被外界目光与审视桎梏、大胆表达自我、尽情舒展与释放魅力的女性。

  《我的姐姐》却将“姐姐”重新塞回了传统家庭观念里的称谓,到最后也没有讲“姐姐”与尊重、独立等概念联系起来,反而强调了照顾与奉献。

  开了个好头,走了条老路。《我的姐姐》,实属遗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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